深陷巨债：经济危机的长期代价

银行拯救和财政刺激计划令美国联邦政府面临和平时期的最大金融灾难。

只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内战曾引起更大规模的预算状况恶化。银行营救、刺激计划和减税将遗留下大笔公债，其规模将是1947年以来最大的。

要想稳定财政，今後就必须进一步减少开支并大幅度增税。

由于必须偿还巨债并发行新债来填补赤字，因此一旦危机结束，美联储将很难及时加息。为了应对通胀必须加息，而稳定公债市场和控制政府借债成本又必须保持低利率，因此官员们将面临两难选择。

战争提供的前车之鉴

美联储、国会和奥巴马总统目前面对的所有挑战都可以从罗斯福总统1942年1月提交给国会的年度预算报告中获得先兆。罗斯福谈到了动员政府和国家打一场“总体战”要承担的财政代价。

罗斯福承诺尽可能地通过增税来融资，但也承认高达三分之二的资金将不得不通过创纪录的借债得到满足。

他指出，联邦债务将由1940年的430亿美元增加到1943年的1,100亿美元。事实上，它从1940年的430亿美元增长到1946年顶峰时的2,690亿美元。他同时指出，战争结束後很长时间纳税人都将为此埋单。

对于决策者如何处理当前危机遗留下的债务而言，前政府如何应对挑战的历史提供了有用的前车之鉴。

预算灾难

2007年（当时政府预算赤字占GDP的2.4%）到2009年（预算赤字预计将占GDP的13.1%）的预算恶化幅度只有1940年（该数字为1.6%）到1942年（该数字为21.8%）预算恶化幅度的一半，但要比所有和平时期都严重得多。

尽管如此，战时赤字状况很快得以扭转。赤字占GDP比重由1945年的23%骤降至1946年的2.8%，1947年联邦政府实现了占GDP1.7%的盈馀。通过减少借债和维持财政盈馀，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限制了债务累积规模，并维持了公债市场信心。

相比之下，奥巴马的预算计划是假设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维持财政赤字。总统的方案没有包括稳定长期融资需求的内容，更谈不上以财政盈馀来还债。据预 测，2011年（占GDP的6.4%）、2013年（4.1%)和2019年（5.7%）的财政赤字规模都要比危机开始前高得多，预算状况将再次恶化。

但由于未能给投资者提供稳定并随之减少借债的可靠前景，一旦当前危机结束，政府可能无力通过举债筹得所需资金，并可能触发债券收益率大幅上扬。

财政部已开始遇到市场的抵触。迄今几乎所有发行的新债都是短期的（不到两年就到期）。政府发现不可能以可接受的收益率出售较长期债券，多数中长期债券实际上被美联储以“量化宽松计划”的名义买走。

税收努力

罗斯福-杜鲁门政府之所以能够将赤字转变为盈馀，是因为战事同时伴随着税基的大幅扩张。即使是在战争结束多年後，很多税种都维持在或者接近于战时水平。战争伴随着“税收努力”的大幅增长（税收增速远高于GDP整体涨幅）。

事实上，联邦政府每年能够通过增税（320亿美元）为大约三分之一的战争开支（1944年之前为每年900亿美元）融资，剩馀的通过借债（620亿美元）。一旦战争结束，额外的财政收入就可以用于社会项目的扩张并降低政府借债需求。

奥巴马方案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同时增加“税收努力”，也未能找到在更长时期平衡预算的新资金来源。官员们声称应对危机是一次性开支，应该用借债而非（延期）增税来融资。但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显示，预算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不会因为当前税收和支出政策而逆转。

总统的方案仍将需要大规模增税、削减开支或者两者结合来配合，这样才能把预算带入更稳定的轨道。

利息负担

债务的累积不是没有代价的。即使假设政府可以将成本控制在低水平上，利息支付仍将从2007年的每年2,370亿美元（GDP的1.7%）攀升到2019年的每年7,330亿美元（GDP的3.8%）。

利息支付2007年已经成为联邦开支里第六大项目，占总支出的9%。到2019年，利息支付所占比例将上升至11%，成为第三或第四大开支项目。如果债务无法稳定或者借债成本上升，增加的利息成本就非常有可能开始挤占本可用于其他项目的资金。

这将给货币政策造成严重问题。正如1940年代末那样，为避免危及债券市场稳定和触发收益率大幅上扬，美联储将承受很大压力来维持低水平且稳定的利率。联储作为公债管理者的角色将令其难以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