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一个敢作敢为的时刻

即将到来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是一个不成功便成仁性质的大会。如果它不能为支援处于全球金融系统边缘的国家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全球金融市场将会遭受另一轮的衰退,就像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2月没有提出实际的措施来调整美国银行系统的资本结构导致的结果一样。

当前的金融危机不同于自二战以来我们经历过的所有金融危机。以前的金融危机,金融系统无论何时濒临崩溃,政府都会齐心协力,把它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这次,在去年9月莱曼兄弟投资公司倒闭之后,金融系统实际上已经崩盘,并且不得不借助人为的支持。在其他措施中,欧洲和美国双方都曾有力地保证不再允许其他金融机构破产。

此项措施是必要的,但它却无意造成了不利后果:从东欧到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无法同样提供令人信服的担保。由于受到世界经济中心各国金融机构决定保护自己的金融机构、资本领地免遭外围损害的怂恿,货币贬值,利率上升,信贷违约互换飙升。当这次金融危机被编入史册时,它将被如此记录下来:与大萧条期形成鲜明对比,保护主义首先在金融领域盛行,而不是贸易领域。

国际金融机构(IFIs)现在面临一项不同寻常的任务:保护外围国家免遭源自世界经济中心的金融风暴的损害。他们习惯了和各国政府打交道,现在他们必须学着处理私营部门的金融危机。如果他们失败了,外围的经济系统将比身处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遭受更多的损害。

处于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的国家与更为发达的国家相比往往更加贫穷,并比他们更加依赖商品贸易,而且他们单独2009年就必须偿还超过1.4万亿美元的银行贷款。没有国际援助,这些贷款就无法周转。

英国首相布朗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把该问题提到G-20峰会议事日程上来。但在准备的过程中,各国尤其是美国与德国之间深刻的态度差异已经显现出来。

美国已经承认,尽可能只使用国家信用就能逆转私营部门的信用危机。德国因无法忘记20世纪2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及随之发生的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创伤,不愿承受太多的债务导致播下未来通货膨胀的种子。两国所持立场坚定,并且都可以获得从国家立场考虑这一正当理由的支持。

在不放弃自己立场的前提下,各国尊敬别国的立场并找到一个共同点应该是能做得到的。放弃为经济刺激计划而设定的各国拿出2%的GDP目标,就外围国家需要国家援助保护他们的金融系统和参与反周期的各项政策达成共识是足可实现的。因为那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如果外围的经济系统最终倒塌的话,发达国家也将受到损害。

照目前情况看,G-20峰会将会产生一些具体的结果:通过利用新借贷协议(NAB)的机制(如果没有解决国际金融机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这一烦恼的问题,该协议可能会被激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力很可能会有效加倍。

这将足以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身处困境的特别国家伸出援助之手,但如果没有制约,它将不会提供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以特别提款权(SDR)的形式是可用的。这种机制早已存在,并已经被小规模地使用。

特别提款权高度复杂并难以掌握,但他们都属于国际货币扩张行为。能够自己制造货币的国家不需要特别提款权,但边缘国家需要。因而,富有的国家就应该把他们的货币配给量借给有需要的国家。

这不会给富有的国家造成财政赤字。接受贷款的国家必须付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低的利息:所有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复合平均财政汇率。他们可自由使用自己的货币配给量,但是国际金融机构会监督借来的配给量作何用途,以保证这些借来的资金得到有效利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力除了过去的增长之外,只要全球经济衰退持续下去,就应该有大量的年度特别提款权收益,大约2500亿美元。当全球经济过热时,为了实施反周期计划,特别提款权收益就可以部分随时支取。在即将来临的G-20峰会上就发行特别提款权达成共识已经太迟,但如果能获得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议,以及大体上获得多数参会国的赞同,就能给市场带来足够鼓舞,就足以使得这次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基金会主席,ProjectSyndicate供稿)